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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防控专题稿件 防慢性病之困 需更多社会联手 |
我国是全球慢性病患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08年,我国已有2.7亿名慢性病患者,并且每年新增1600万名,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每年有643万人死于慢性疾病,占每年死亡人数的80%。2010年疾病总负担48000亿元,慢性病经济负担增速赛过GDP。一位医疗专家说:“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9月21日《健康报》) 每5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慢性病患者,10个死亡的病人中,有8个就是慢性病患者,慢性病患者因此产生的人均经济负担达到17777元。有鉴于此,卫生部部长陈竺1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曾表示,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中国人民健康的头号威胁。他说,加强防治已刻不容缓。 慢性病防治,是一个专业性的医疗问题,但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比如说,医生应该有能力更好地预防慢性病发生吧?答案或许并非如此。去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胡大一教授曾披露一个信息,在完成的对386家医院的4032名医生进行专项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医生群体健康状况不佳,超过四分之一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35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已是健康人群的两倍。40岁以上无论男女,相对发病风险都远高于同龄普通人群。专家表示,工作超负荷、体力消耗大、心理压力大以及吸烟比例高、生活方式不健康是造成这种风险增加的主要因素。 与别国相比,在致病的社会因素方面,我们的问题可能更趋于严重,这正是出现这种“医不自医”现象的原因所在。健康透支,源于当下社会竞争过度,发展畸形,功利主义泛滥流行等因素。在一个竞争压力无处不在,动不动就要被淘汰的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已经习惯于依靠“透支”与“过劳”来取胜。有人曾对2003年以来公开报道中能够找到的72位亿万富豪死亡案例进行梳理,发现17名死于自杀、19名积疾早逝。很多富人将大量的时间放在工作和与工作有关的应酬上,休息与锻炼不够,长时间焦虑、紧张,最后造成了这样的“积劳成疾”。再者,高房价、高物价沉重地压在大多数国人身上,令很多人如旋转的陀螺一样,一旦启动就没办法再停下来。如果我们不愿意在“如何发展,如何健康生活上”达成共识,缺乏足够的价值观引导,改变现状实在很难。 能不能够获得健康食品,形成良好的饮食结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获得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在遇到慢性病发生时,是否能及时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很多时候,不仅仅只取决于个人意愿,也取决于整个社会大环境。在政府的倡导与主导下,更多的社会共识,更多的社会联手,更多的互利互赢,以人为本,放慢发展的步伐,削减那些竞争过度带来的压力,才能够妥善解决慢性病带来的越滚越大的负担及威胁(责编:尧少时)。 |
慢性病应从零级预防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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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5日,以“投资健康、管理健康”为主题的2011长城国际健康余杭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召开。针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我国出现的“井喷”现象,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指出,能否有效应对慢性病是检验中国卫生改革的试金石,应从零级预防、全民动员等方面做起,打一场慢性病防控持久战。 论坛紧密关注慢性病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和紧迫性。胡大一指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连续两年被全球经济论坛列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风险之一。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80%,达1030万/年,占疾病总负担的68.6%。弱势人群受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冲击更大,出现因病致贫、返贫。慢性病控制不力,将导致经济发展减速,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据世界银行最新分析,如果成年人健康改善将使工作小时数增加16%,个人收入将提高20%;宏观上,如果2010年~2040年心血管死亡率每年递减1%,总体净经济效益将达到10.7万亿美元,是2010年GDP的68%。 此次论坛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世界心脏病联盟中国区组委会、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胡大一健康促进工作室联合主办,余杭区科学技术协会、余杭区健康促进协会协办(尧少时摘自《健康报》)。 |
非传染性疾病已成最大的致死病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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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9月14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统计报告,详细说明了193个国家在非传染性疾病方面所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并为各国政府指明了防治工作中的重点,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心血管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这四大杀手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非传染性疾病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致死病因,每年可夺去3600多万条生命,约占全球总死亡人口的63%。其中心血管疾病占这类死亡的48%,癌症占21%,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占12%,糖尿病占3%,如不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30年,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人口将会超过5200万人。导致目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持续恶化的原因,除了人口老龄化以及传染病致死率下降等因素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生活方式转变造成的慢性病发病率升高正在成为人类当代疾病发展的总趋势,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这种状况更加突出。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列出了每个国家不同的非传染性疾病致死人数的详细情况,采用每个国家一个页面的图形介绍格式,提供了患病率方面的相关信息和胆固醇、血压、体重指数以及血糖等代谢性危险因素的发展趋势,同时还列举了不同国家要攻克这些疾病所具有的能力方面的数据,内容涉及机构设置、专项资金、为解决四种主要疾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而采取的行动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此次发布的报告再次确认了烟草、酒精、饮食以及胆固醇、体重指数和血糖等是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增加的主要因素。统计显示,很多风险因素在中低收入国家正呈上升状态,例如,全球肥胖率在过去30年中翻了一番,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比例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因为很多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饮食习惯正在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改变,生活节奏加快和代步工具的增多也造成户外运动减少。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总体而言,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趋势表明,许多高收入国家采取的降血压和胆固醇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但仍需要在体重指数和处理糖尿病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要减轻非传染性疾病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需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工作方式,需要所有的部门,包括卫生、财政、外交、教育、农业、计划及其他部门共同努力,减少诱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各种危险,采取积极防范的干预措施(尧少时摘自《科技日报》)。 |
人均增一岁 从围剿慢性病切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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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举行的第66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在中国第十二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将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一岁列为核心指标,而实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有效防治是其中关键措施之一。 慢性病是块绊脚石 对人均期望寿命影响最大 “人均期望寿命是指在一定死亡水平下,预期每个人出生后平均可存活的年数。它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服务水平的国际公认指标,反映了一个社会人民生活质量的高低,是一项‘硬指标’。”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胡传来教授说。 人均期望寿命一直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根据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和人均GDP 3个指标来计算人类发展指数,对各国进行评估。 2011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未来5年“人均期望寿命增一岁”的目标。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第一次成为我国五年规划纲要的预期性指标之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提高人均期望寿命上取得瞩目成绩:由新中国成立初的人均期望寿命35岁、1957年的57岁、1990年的68.6岁到2005年的73岁,仅用了半个世纪,就将人口寿命延长了38岁。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成就。 糖尿病、高血压、肿瘤等慢性病对人均期望寿命损失的“贡献”最为巨大。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前4位死亡原因依次是脑卒中、癌症、老慢支、心脏病,均为慢性病,占死亡总数的75%。根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八成的死亡者死于慢性病,在过早死亡和寿命损失中,慢性病占据了“大头”。其中,过早死亡的494万人中,慢性病占75%;早死导致的减寿人年数达1亿,慢性病占49%,为4900万人年。 “慢性病是中国人均期望寿命提升中的最大难题。”胡传来说。 防控慢性病是对人均期望寿命的直接提升“人均期望寿命的目标一点也不抽象。”卫生部卫生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慢性病防治目标,可以与提高人均期望寿命的预期目标完美结合起来,成为“人均增一岁”的“抓手”。从理论上讲,控制慢性病造成的死亡,就是对人均期望寿命的直接提升。 根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等数据进行测算,2005年我国慢性病造成的人均期望寿命损失惊人。其中,脑卒中就将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拉低了2.4岁,心脏病为1.56岁,肺癌为0.5岁,肝癌为0.53岁,糖尿病为0.16岁,老慢支为1.3岁。根据测算,如果扣除慢性病原因,可增加人均期望寿命13.2岁。 对此,“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专家作出高血压控制的疾病模型,来测算通过防治高血压来降低脑卒中,并最终对人均期望寿命的影响。专家指出,如果通过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服药率、控制率等,到2020年,高血压有效控制率能达到整个高血压人群的10%,则可以提高人均期望寿命0.12岁;如果提高30%,则提高0.36岁;如果提高到60%,则将提高0.73岁。 这一模型清晰直观地表明了慢性病的防治效果。饶克勤指出,慢性病控制与期望寿命增量的关系密切,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并设定控制目标,可将慢性病的防治和提升人均期望寿命的预期目标进行量化分解。 比如高血压干预,重点干预人群设定在50岁以上,通过将高血压达标控制在70%以上,就可以降低一半的脑卒中发生率,从而提高人均期望寿命1.2岁,同时还可以降低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又可以提高人均期望寿命0.51岁。 恶性肿瘤也是一样,对50岁以上重点人群进行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早期干预,也能取得类似效果。比如,通过早期筛查发现30%的食管癌和胃癌,则能提高人均预期寿命0.2岁。 “防治慢性病是提升人均期望寿命的必要途径。”饶克勤说。 慢性病各地有差异 防治策略应因地制宜 我国各地人均期望寿命变化曲线存在着差别。胡传来说,这种差异说明我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反应了生活方式的不同。慢性病发生、发展的特点各异,提示制定慢性病防治政策时不能“一刀切”。 卫生统计数据反映了各地慢性病特点的差异。比如脑卒中造成的死亡,1990年城市高于农村,而到了2005年则农村高于城市。在恶性肿瘤中,城市发病率和死亡率要高于农村,但食管癌、胃癌和肝癌这3种肿瘤,却是农村高于城市,值得关注的是,这3种肿瘤都与早诊早治有关。恶性肿瘤、糖尿病造成的寿命损失,东部要高于西部。 专家指出,这样的差别,首先影响的是慢性病防治策略,在各地制订不同的“人均增1岁”目标中,应该体现这种差异。 有些地方政策已显示出这种差异。8月16日,北京市出台的健康北京“十二五”发展建设规划提出,要建立慢性病防治基础信息数据库,建立慢性病综合管理模式。但是北京提出的“免费培养10万名家庭保健员”、“对35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的目标,对其他大多数地区来说,短时间内还难以达到。 而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提升人均期望寿命的侧重点,除了慢性病,其他因素依然不能忽视,比如,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而农村高达22.7%。,那么在农村地区,提升母婴保健水平,降低儿童死亡率依然是重中之重。饶克勤认为,西部和农村地区,慢性病防治政策要考虑本地疾病谱,要对寿命损失进行分析,要因地制宜(尧少时摘编自2011年9月29日《健康报》)。 |
老龄化社会,科技准备好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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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不算高,但由于我国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险尚不完善,老龄化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管是家居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可以增加一些科技标准。一方面,政府在制定相关标准时,可以吸纳相关的科技专家参与,使老人生活更安全、方便;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关照”老年科技,鼓励引导各省市科技部门的创新资金与老年科技进行对接,使企业对老年产业开发更有兴趣。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有一种从日本进口的特殊服装,穿上以后,20岁的年轻人也能提前感受一回“老年时光”。这种特殊的服装叫做“模拟老年装”。穿上整套服装以后,背就驼了下来,胳膊和腿儿像坠上沙袋,身体失去平衡,走路跌跌撞撞。手指僵硬,拿东西变得吃力。视物不清,眼睛里的东西也变得模糊。年轻人瞬间变得“老迈”。 然而,年轻人的瞬间老迈感却是每个老人在二三十年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面对的。 面对视物不清、走路不稳、手脚不再麻利的老人,我们的科技准备好了吗? 信息化,恐惧大于享受 “73岁的老头儿一个,电脑不用,手机不打,银行的提款机我也从来没用过。电脑辐射大,手机通话听不清,和取款机打交道没有安全感。”当了近50年英语教师的张治山老人对记者说。电子产品不好使、自动化产品没有安全感,是不是所有老人都有这种体会? 67岁的于淑娥也是一位退休教师,她有时会上上网,与老同事、老朋友“群Q”一下。 “我家老头和我都是知识分子,是‘新一代老年人’。电脑、手机、取款机都是日常生活中普及的东西,我们都会用,不过我俩更喜欢到公园里溜达。” 张治山和于淑娥代表两种不同的老人群体——网络信息技术的“恐惧者”与“享受者”。记者在紫竹院公园所采访的11位年龄在65岁以上老人中,有9人属于前一个群体。 对于老人的“网络信息技术恐惧症”,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杜鹏认为,这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我国从科技落后、产品缺乏到科技迅猛发展、产品出现剩余,过渡的时间非常短。老年人在学习阶段或者工作阶段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所以很难享受网络技术带来的好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桥认为,这个问题同样与商家有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所以现在的老年人都认识字,不过老人没有学过拼音,也不会五笔字形,用电脑或手机的时候,输入不方便。另外,60%的老年人有白内障或者花眼的问题,看不清字。这些都需要商家研发产品的时候,考虑到老年人的不便之处。”王桥说。 目前,国内一些公司与企业已经从方便老人的角度出发,着力开发老年用户市场。 为了解决老人打字不便的问题,有公司推出方便老年人使用的“老年搜索”引擎。老人可以不用打字,只用鼠标一层一层地点击感兴趣的话题,浏览自己喜欢的内容,比如有声小说、戏曲大全等。如果首页没有所需的信息,可以拖动鼠标,在“手写输入框”中输入相关汉字,查询相应的信息。此外,老年引擎页面的字体都比较大,方便老人查看;并且不会频繁弹出广告,把老人导入其他页面。 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商城,记者看到有些手机厂商也推出了老年机。手机键盘数字大,通话声音洪亮,支持手写输入,并且有外放收音机、急救按键和手电筒的功能。 “其实老年人的市场份额很大,如果商家做好老年人市场、开发老年人商品,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一方面方便老年人使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银色经济’的发展。国内企业在这方面有做得好的地方,但是还不够。”王桥说。 既然是双赢的事情,为何国内企业做得还不够?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一个社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教育水平做支撑,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我国老龄人口比例的增长,一方面显示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面临很多挑战。老龄化使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我国目前基本上还处在科技护老的门外。”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杜鹏教授说。巧合的是,在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中有两位同名为杜鹏。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着力开发银色经济,目前已经研制出很多适合老年人日常所用的商品,比如防滑鞋、贴合手型的水壶等。在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安全房中,楼梯扶手带着波浪,增强接触时的阻力,防止老年人上下楼梯摔倒。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日本很早就研发出护理机器人,哪怕卧床的老人比较重,机器人也可以抱起老人,由护士来更换床单。 我国重大科技项目“863”计划在2009年也研制出自己的“服务机器人”。机器人可以通过自带设备为老人量血压、测脉搏,把老人的健康参数传输给社区医疗中心,并在紧急时刻通知子女。但是,目前我国社区医疗体系尚不完善,并且机器人的研发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造价也很高。 中科院杜鹏指出:“养老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现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需要采用紧急呼叫、体态监控等电子化设备,把老人的情况及时通知给社区或儿女。但这些设施在全国普及还要花费很长时间。” 科技关怀,尚需政策引领 以65岁年龄以上的人口比例计算,201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日本,高龄人口占到23%;我国到2011年底老龄人口会达到8.7%,只相当于发达国家老龄化比例的一半。到2050年,我国的人口比例达到33%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超过40%。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不算高,但由于我国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险尚不完善,老龄化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现在把养老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险体制建立起来,才能为将来老年人口比例更高的时候奠定基础,为未来三四十年和谐化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说。 然而,国内的企业服务老年人的意识依然不够,很少有人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设计、生产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产品。据杜鹏教授介绍,从日本进口的“模拟老年装”技术含量并不高,但一套却要花费15000元人民币左右。 “类似模拟装的东西,国内生产出来以后也不知道往哪里用。但在发达国家,从事老年服务的人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体验过程,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老人,才能更加有耐心地做老人护理工作。”杜鹏教授说。 杜鹏教授认为,不管是家居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可以增加一些科技标准。一方面,政府在制定相关标准时,可以吸纳相关的科技专家参与,使老人生活更安全、方便;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关照”老年科技,鼓励引导各省市科技部门的创新资金与老年科技进行对接,使企业对老年产业开发更有兴趣。 “实际上,老年人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顶尖的技术。老年人科技关怀不够本质上也反映了‘科技社会两张皮’的问题。”杜鹏教授说。 背景链接 2011年8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会议确定了“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的七项重点任务:其中第六项为:完善老龄产业引导和扶持政策,促进老年用品、用具和服务产品开发。——据新华社 Δ我国从1999年开始就迈入老龄社会行列,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二是老年人口增加快。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预测,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三是困难老人数量多。近10年来,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了近一倍,已经超过2000万。四是老龄化先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现在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五是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相伴随。六是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2010年老年抚养比(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的比例)为19%,大约5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8月24日在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时表示。 Δ201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76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26%,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1883亿,老年扶养比为11.9%,较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Δ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到2015年,我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比2010年增加700万人,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5%。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达1240万人左右,占总体老年人口的6.05%。——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尧少时摘自2011年9月7日《科学时报》)。 |
我国慢病防控政策存多处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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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于2011年9月14日在日内瓦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称,非传染性疾病是世界上最大的死因,2008年,全球共有3600多万人因此失去生命。 该报告提出,虽然我国目前已就癌症、不健康饮食、超重、肥胖设立了综合性或特定主题的政策、规划及行动计划,但在防控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酒精依赖、缺乏运动、烟草等方面的政策仍然空白。 据介绍,此报告详细介绍了193个国家非传染性疾病的形势,对各个国家因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人数进行了详细统计,同时就各国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能力进行了分析概括。 该报告提到的我国死因构成比显示,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约占我国所有死亡的83%,其中心血管疾病占38%,其次为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糖尿病。在行为危险因素中,人群经常吸烟率约26.3%,缺乏运动比例约为30.6%;在代谢性危险因素中,38.2%人群血压升高,9.4%人群血糖升高,25.4%人群超重,5.7%人群肥胖,33.5%人群胆固醇升高。 报告显示,我国在处理和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已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设立专门部门负责非传染性疾病管理、投入专项资金,并建立了全国性以人口为基础的癌症登记系统等(尧少时摘编自2011年9月16日《健康报》)。 |
慢性病惊人的经济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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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慢性病患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08年,我国已有2.7亿名慢性病患者,并且每年新增1600万名,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我国每年有643万人死于慢性疾病,占每年死亡人数的80%。 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一位专家说:“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 家庭账本 慢性病就像吞钱的老虎机 总费用:过万元/月 直接成本:2430元/月。包括药费1600元,其中母亲1200元、父亲400元(这部分医保承担);营养费330元;保姆费500元。 间接成本:女儿辞去工作,每月收入减少近万元。 ——安徽省某个家庭的慢性病治疗账本 国家账本 慢性病经济负担增速赛过GDP 2010年疾病总负担:48000亿元 直接负担:20000亿元(资料来自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 间接费用:28000亿元(根据业内专家推算,推算主要依据是因疾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以及护理费用等) “测算国家的慢性病经济负担,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卫生部卫生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指出,我国居民前4位死亡原因依次是脑卒中、癌症、老慢支、心脏病,均为慢性病,占死亡总数的75%。 饶克勤向记者披露最新卫生统计学数据(来自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等),介绍慢性病导致的沉重负担: 2005年,全国居民病伤持续的时间为1.1亿人年,与1993年相比增加了16.7%。慢性病的增长异常引人瞩目:其中恶性肿瘤增加了111.5%,糖尿病增加了482.9%,高血压病增加了387.2%,脑血管病增加了251.3%,心脏病增加了82.4%。 2005年,全国居民因病伤卧床的总天数为67.3亿天,比1993年的37.9亿天增加了77.4%。其中增加最明显的依然是慢性病,因糖尿病卧床天数比因病伤卧床高5.4倍、比高血压病高4.4倍、比脑血管病高3.4倍、比心脏病高2.1倍、比恶性肿瘤高1.1倍。 由此带来的医疗花费惊人。饶克勤领衔的第四次中国卫生服务调查覆盖全国20万人群,测算出更细的2005年慢性病“国家账本”: 脑卒中:具有代表性的慢性病,在所有疾病类别中死亡率、致残率均处于第一位,发病呈上升趋势。因脑卒中造成的疾病经济损失高达1853亿元,占疾病总负担的7.7%。 糖尿病:是45岁以上人群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半数以上糖尿病患者死于冠心病,还增加了心梗或脑卒中的死亡危险。我国糖尿病患者接近4000万人,占世界患者总数的22%。据国际糖尿病联盟估计,到2025年,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将达到5930万。专家估计,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中约有40%(500万人)坚持服药治疗,每人年均药费1600元。 慢阻肺:2005年调查测算,我国有慢阻肺患者4400万,城镇年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约为每年1.17万元。 此外,心脏病还将花费1974亿元,高血压病花费为1005亿元,恶性肿瘤2883亿元,其中肝癌672亿元、肺癌497亿元、胃癌386亿元。 在“直接账本”中,2005年全国门诊住院医疗费用总额为7589亿元,其中心脑血管疾病费用就占了总费用的23%。 对于“间接账本”,饶克勤说:“有这样一种简单的算法,如果按照200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4053元来计算,一位患者如果丧失劳动能力,平均损失为每年14053元。” 在以丧失劳动能力为主要构成的间接成本中,20.7%是由心脑血管疾病造成(其中9%为脑血管疾病、7.9%为心脏病、3.1%为高血压病),17.3%是由恶性肿瘤所造成(其中4.3%为肝癌、3%为肺癌),9%是由呼吸系病所造成(其中4.6%为老慢支)。 “最让人担忧的是,慢性病带来的经济负担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饶克勤说,据测算,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GDP由3.5万亿元增加到13.6万亿元,增加了2.89倍,但是疾病经济负担增长4.04倍,由3208亿元增加到16180亿元。根据推算,从2003年到2010年,虽然GDP从13.6万亿元增加到39.8万亿元,增加1.93倍,而疾病经济负担增加了1.97倍。疾病负担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 饶克勤说:“慢性病已成为造成我国人口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慢性病防控策略亟须调整 饶克勤指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死亡原因。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疾病发病、死亡模式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变化,我国健康模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我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完成的疾病谱转变。当前,我们既面临发达国家的健康问题,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简称为“双重疾病负担”。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医疗模式转换与医疗体系完善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指出,急性传染病防控相对简单,而慢性病防治是个长期的过程,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很大,会让整个社会医疗资源需求趋于紧张,让社会不堪重负,因此政府管理体系要作出相应调整。“重视成本效益,注重早期治疗、早期预防应是最终的防控慢性病政策策略。” 饶克勤认为,在我国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卫生发展战略,要建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公共政策激励机制。 首先要适应疾病模式转变,卫生工作重点要从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要从医疗机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把预防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建立鼓励预防、减少疾病发生的公共投入激励机制,加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实现卫生发展重点和方式的转变。 在策略上,要制定把卫生发展重点从提供医疗服务转移到改善健康上的公共政策,强调临床治疗、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系统整合,加强医院之间,医院与社区、预防控制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方式上,要更加注重发挥基本卫生保健和传统医药的作用,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构建基层与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强化全科医生守门人的作用,保证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协调性,控制不合理的费用支出。同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针对健康危险因素实施重大行动计划,遏止、扭转慢性疾病的危害。 名词解释 疾病经济负担:主要是比较疾病、伤残、过早死亡对整个社会经济及健康造成的影响,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精神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治疗疾病及其并发症的费用。间接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疾病造成劳动生产力损失的货币价值(按人均GDP计算)和社会支持的花费(尧少时摘编自2011年9月21日《健康报》)。 |
五大慢性病未来20年或致全球47万亿美元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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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9月18日发布评估报告,称人类五大慢性病在未来20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47万亿美元损失,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 五大慢性病分别是癌症、糖尿病、精神类疾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现阶段,每年死于这五大类疾病的人数大约为3600万。 这份研究报告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防治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前夜发布,旨在呼吁各方加强对慢性病的认知和防范。路透社说,本届防治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意在敦促全球采取行动,降低与不良饮食、吸食烟草、滥用酒精、缺乏锻炼相关疾病的致死率。 贫富均有风险 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评估报告,预测在2030年前,非传染性疾病每年将在全球范围内致死5200万人。 世界经济论坛说,直观理解中,常因高油高糖饮食、吸烟饮酒、缺乏锻炼引起的慢性病高发于“富裕国家”;但实际生活中,慢性病死亡病例中的八成都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 世界经济论坛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展开的一项调查发现,2011年至2025年,五大慢性病中除精神类疾病之外的四类高发疾病将给中低收入国家造成7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5000亿美元。 就单类疾病计,仅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类疾病两类,在2030年前就将分别耗费全球经济20万亿美元和16万亿美元,合占五大慢性病总消耗的七成。 世界经济论坛计算,2010年,心血管疾病在全球范围内致死1700万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大约8630亿美元。这一经济损失在2030年将增值1.044万亿美元,增长22%。 寄寓联大会议 世界经济论坛健康部门负责人奥利维尔·雷诺说:“现阶段,我们还无法用数字表明……哪一类疾病是所谓的‘人类最大杀手’,但可以确信的是,主要慢性病不仅可以拖垮国家医疗体系,而且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制动效应。”特别是,五大疾病常常在人们最年富力强、最具生产力的阶段夺走他们的生命。 健康风险行业关注2011年9月19日与20日的联合国会议,将这次防治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评价为“一代人一次”的重要机遇,寄望会议能就慢性病防治提出明确政策方案。 但一些健康组织同时担心,一些大型食品加工、烟草、酒类企业会“绑架”会议,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借助竞选资助施压政治人物,从而使会议难以形成一致观点(尧少时摘自2011年9月20日《健康报》)。 |